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的PE蜂擁向中國，中國的本土PE也不斷產生。凱雷、貝恩、華平、黑石、KKR、弗勞爾斯，已是國內資本市場耳熟能詳的公司，賽富、紅杉、鼎暉、弘毅、厚樸、渤海產業，已成為中國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1991年，全球的PE投資額僅為100億美元。到2007年，全球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投資規模超過3000億美元，超出了全球股票市場IPO 2870億美元的融資規模。PE造就了一個又一個投資神話，帶動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資本和人才向著PE的大積聚：退下來的一些國家元首、國務卿、財政部長去了PE，世界頂級銀行的不少高管流向了PE，各大投資銀行的人才更是蜂擁向PE；美國的PE募集資本超過了IPO，歐洲PE的募集資本也超過了IPO，世界主要投資銀行的收入中來自PE的收入更是遠遠大于來自IPO的傭金；中國的保險資金選擇了進入PE，社保資金選擇了進入PE，主權基金也選擇了進入PE；香港、深圳、浦東成為PE們的云集之地，天津的金融改革試點選取PE作為突破口，北京重提爭做國際金融中心，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因為不肯錯過這場PE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國際及本土PE進入了外企，進入了私企，也進入了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

 

　　與PE之風景這邊獨好迥然不同，公眾公司卻問題多多。世紀之初就爆出了安然、世通事件等一系列驚天造假大案，近兩年的次貸危機又抖出華爾街信息和信用的嚴重失真失信，并引致全球經濟一片蕭瑟。

 

　　公眾公司不斷出丑，PE基金越來越牛！該怎樣理解這一正一反的兩種現象呢？

 

　　一、什么是PE

 

　　簡單的說，PE(Private Equity)，即私募股權投資，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以私募資本組成基金對非上市企業進行資本與人本相結合的股權投資的過程。這里，私募資本是指從合格的機構投資人處非公開募集的資本；非上市企業則包括新創企業、未上市企業、即將上市企業和PE投資后就要退市的企業。顯然，在這樣的定義下，PE是包含VC(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的，即可將VC看作專門對誘導期或成長期中小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一類PE。

 

　　作為一個過程，PE運作可分為募資、投資、退出三個階段。在募資階段，PE基金管理公司通過設立PE基金向社會上的機構投資人募集資本，資本由社會上的機構投資人，如主權基金、養老基金、社保基金、大學基金、企業年金、慈善基金等以股權形式投資到PE基金。在投資階段，資本由PE基金以股權形式投資到受資企業。在退出階段，這些資本及其相應增值離開受資企業回到PE基金管理公司和機構投資人手中。然后照此過程復制，PE資本在一次次股權投資和退出中運動和增值，一個個原來生產力組合存在某種缺陷、約束或閉鎖的受資企業在PE的資本滋潤與管理修復下獲得解放和發展，企業價值得以大幅提升。

 

　　在募資階段，如果PE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并獲得主要的機構投資人同意，社會上其他的一些數量有限的合格機構投資人的資本也可以與主機構投資人的資本一起投給該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某只PE基金。所謂數量有限，就是總的機構投資人人數要在各國法律限制的公眾公司股東數目以下，否則，PE基金的募資行為就轉變為公募了。在美國，這個限制數目是500，在我國，這個限制是200。因此，所謂私募股權投資，不是私自募集資本去投資，也不是向一般個人募集資本用于投資，更不是非法集資去炒作股票！私募股權基金與國人比較熟悉的私募股票基金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私募只是與公募相對應的一個資本募集方式，是一個法定概念，不應對其作或左或右的理解。私募股權投資，既是以投資對象論的，即它只是對私募股權即非公開上市企業做股權投資；更是以資本募集方式論的，即只通過向有限的機構投資人募集資本而不向社會公眾公開募集資本。事實上，社會上的機構投資人集聚了巨量的社會資本，向這些機構募集資本的規模和效率可以與IPO比肩，正是PE發展起來的客觀前提。當然，除了向機構投資人募集資本，PE基金通常還會大量使用銀行貸款作為投資杠桿。

 

　　在投資階段，PE基金多數是一步到位地對受資企業做直接投資，但有時候也可分為多次投資。募資較少的PE基金會專注于某個或某幾個行業或地區的直接投資運作。大的PE基金則可能也會選擇有行業或地域投資經驗的其他PE基金作為投資對象，從而使自己成為基金的基金。近年來，這種多次投資的趨勢有所增強，表明私募股權投資領域的投資規模在擴大、專業分工在深化、運作范圍在拓寬。識別基金運作團隊并監管其運作的能力正在成為基金的基金們的核心競爭能力。除了資本，PE還一定要為受資企業提供企業管理、生產技術、產品品牌、市場渠道等資本等價物，即PE投資具有資本＋管理的特性。PE投資除了向受資企業投入資本，還一定要同時提供企業管理等增值服務，這一點構成了PE資本與在股票市場上投資的金融資本的重大區別。PE關注重心在于受資企業產業資本回報率的實際提升，而在股票市場上投資的金融資本更加關注企業股票的價格表現和市值變化。因此，PE基金通常都要求深度介入企業管理，全面掌握企業信息，不斷優化企業的治理結構，迅速提高企業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益。

 

　　在退出階段，成功的投資項目從資本市場退出，可以是在股票市場上市后轉讓，也可通過產權市場公開競價轉讓。難以從資本市場公開退出的，則在并購市場上向行業投資人轉讓，或由企業管理層定向回購。投資失敗的項目也會轉讓出去。PE一般不會把受資企業的股權長期拿在手中，只是階段性持股，通常為3至7年，不做長期股東，這是私募股權投資的又一個鮮明特點。這種較長周期的階段性持股的特點構成了PE資本與一般金融資本和傳統產業資本的雙重區別。

 

　　在PE時代之前，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多數情況下是分業運營的，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股權投資方式只能通過上市公司這座獨木橋來進行。由于上市公司數量極其有限，社會上1000戶企業中也難有1戶能有上市機會。由此造成兩個尖銳的問題：一方面廣大中小企業得不到金融資本的直接投資，發展受到約束；另一方面則是眾多金融資本追逐少量上市公司，很容易在股票市場上集聚巨大的資產泡沫。這些泡沫資本再由上市公司通過企業并購和股票流轉傳染給社會各個方面，導致社會經濟泡沫化。在貨幣發行量可以由一國政府任意決定、投資杠桿比例可由投資銀行任意提高、金融衍生產品可以由各個方面任意創設而不受監控的環境下，上述的兩個問題就會形成惡性循環：金融領域的泡沫日益膨脹，實體產業的發展日益減緩，金融與實業之間的比例日益失衡。最終，泡沫破滅，金融危機出現，經濟危機到來。這就是我們正在目睹的美國金融風暴之全景及原由。由于美元是全世界的儲備貨幣，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的經濟危機自然就會是一場世界經濟危機了。

 

　　令人感到一些欣慰的是，PE似乎給出了新的希望。PE資本既有別于傳統的金融資本，又有別于傳統的產業資本。通過PE，金融資本得以階段性地作為產業資本來運動和增殖。PE在IPO之外開辟了一條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有機轉化的嶄新渠道，這是人類在資本運作和股權投資方式上的一個偉大的創新！我們完全可以預見：由于PE既能為大企業服務，更能為中小企業服務，經濟社會中企業規模的結構必將因此得到優化；有了傳統IPO和千千萬萬條新的PE股權融資兩種資本融通渠道，金融業與實體產業之間的平衡也勢必得到改善，因而使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程度大大提高。這就是本文開頭所提問題的一部分答案。

 

　　二、PE之前的三種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相互結成的社會關系。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的關系，才會有生產或服務的產生。在商品社會中，由于產品和服務的生產絕大多數是在企業中完成的，因此，社會生產關系也就集中表現為企業中人們之間結成的相互關系，表現為企業中資本所有者、勞動者和管理者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關系。因此，不同生產力時代的生產關系也就通過不同的企業制度集中體現出來。

 

　　從企業制度的演變進程看，人類在進入商品生產時代以來，大致已經經歷過三種主要形式的生產關系。

 

　　第一種生產關系是家族企業中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的典型特點是三合一，即企業中的資本所有者同時也是企業中的管理者和勞動者；出資人直接管理企業，并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企業中各層級的管理者之間除了生產關系，還有復雜的家族關系。這種企業產權清晰，控制有力，決策和執行效率高。企業老板要以家庭所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因此經營誠信較好，注重品牌字號。在早期的小商品生產過程中，家族制企業創造了比傳統農業生產高得多的勞動效率和多得多的社會財富。但是，這種企業排斥家族以外的社會資本和人才，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都難以得到優化組合，生產力發展受到限制，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企業難以做大做強。

 

　　第二種生產關系是家族控股企業中的生產關系。家族控股企業實行由家族持大股并控制企業的股份制組織形式。一方面它表明純粹的家族制企業已經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需要有股份制來啟動資本社會化進程，即通過資本集中把分散的社會資本集中起來形成法人財產，使眾多中小資本持有者轉變為中小資本投資人，分別持有一定的股份并各自承擔與投入資本相應的有限風險；另一方面又確保由控股的家族來主導這個資本集中的進程，使他們能以法人財產權的形式和法人代表的身份去支配別人的資本而又不承擔這些資本的風險，使生產社會化進程在家族資本控制下得到有效展開。在這種企業中，財產所有權和資產經營權處于不徹底的分離狀態：小股東是兩權分離的，大股東仍然是兩權合一的。這種家族控股企業中生產關系的典型特點是二合一、一對立。企業中的資本控股者同時也是企業管理者，而勞動者與資本及其增殖無關，成為與資本分離和對立的力量。由于通過資本集中能形成巨大資本，而低成本的自由勞動力有著近乎無限的供應，這種生產關系適應了大工業規模化生產的需要，促成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企業制度締造出了許多巨型公司、家族式財團或金融寡頭(如福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等)。但是，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之間激烈尖銳的直接沖突，家族控股制企業造成了巨大的勞資矛盾和經濟波動，反過來制約和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種生產關系是公眾公司制度中的生產關系。公眾公司制度是“經理革命”的產物。為了克服家族和家族控股企業中的勞資矛盾，適應企業更大規模發展特別是跨國經營的要求，在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大蕭條的沉重打擊后，西方國家普遍在企業中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經理革命：企業所有者保留企業所有權，退出或部分退出企業經營權，作為企業出資人，委托從社會上聘用來的精英管理層行使企業日常經營管理，勞動者則借助工會在企業就業和分配談判中取得一定發言權。經過反復的磨合，逐漸形成了一套遍及世界的公眾公司制度：企業擁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和法人財產權，出資人不能抽回其對企業的出資，但可以轉讓股權，出資人以其出資額為限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企業建立由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勞動者依法按合同上崗就業。這樣，通過財產所有權和資產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制度安排，在原來直接尖銳對立的勞資兩級之間插入了一個高管理素質的經理階層作為緩沖矛盾的第三者：相對于勞動者，經理層雖是生產管理者，但同時都是打工的，雙方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相對于出資人，經理層雖是受托方，但同時都是權利管理者，雙方更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這樣，公眾公司制度中的生產關系呈現出出資人、經理層、勞動者三分開的特點，三足鼎立，兩權分離，既和諧共存，又相互制衡，在企業中形成了日益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權力制衡機制和利益分配制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種既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又使社會生產關系相對和諧的公眾公司制度，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輝煌的經濟社會發展。西方國家經濟借助經理革命實現了長周期的繁榮，轉軌國家經濟也在公眾公司制度取向的企業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增長。

 

　　然而，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利益和風險是共存的，公眾公司制度也必然有著其自身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經過近百年的演化，特別是企業經營向全球化、信息化發展后，公眾公司制度中的內在矛盾正日益尖銳地顯現出來。

 

　　首先是內部人控制日益嚴重。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直接掌握企業內部信息的經理層有機會選擇性的向股東、職工和社會披露信息，使股東的決策和社會的監督朝著有利于經理們利益增大而風險減小的方向運動，導致企業股東不能正確考評和決策。在金融泡沫化影響下，世界各地的一些企業經理相互攀比，索取越來越高的工資、津貼、保險和職務消費，要求得到日益增加的股權激勵，迫使股東為其提供“金手銬”甚至“黃金降落傘”，使他們逐漸成為全體股東和普通員工的利益異己分子。在極端情況下，一些經理層不惜長時間地造假，制造利潤泡沫，使企業投資人和全社會卷入巨大風險。在本世紀初接連發生的美國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經理層造假致使企業破產案件，就是內部人控制破壞公眾公司制度的典型例子。近期華爾街的金融風暴，更是將這種信息不對稱下的內部人控制的癌癥狀態暴露無遺！

 

　　其次，與內部人控制緊密關聯互動的，是股東權力泛化與投機化。公眾公司特別是跨國企業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股權日益多元化。很多上市公司沒有持股30%以上具有企業控制力的單一股東。企業股權高度分散的結果，是不再有股東能對企業決策說了算。由于缺乏控制力和信息不對稱，使得所投資企業成為了股東們難以認識和把握的黑箱，股東通過影響決策來把握企業、謀求利益的可能性大為減小。失去了真實的企業經營信息和企業行為決策權，股東的行為機制就逐漸由用手投票轉向了用腳投票，企業投資人逐漸轉變成為股票流轉市場上純粹的投機者。近年來紐約股票市場上持股時長不足一年的投機類股東占比高達80%以上。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經理層對企業決策的影響，使股東對于企業的控制和監督權力更加弱化。不少企業進入經理層單方操控狀態，治理和運營的風險不斷擴大。

 

　　再次是政府干預強化。股東權力泛化的企業由于內部人控制而存在巨大風險。這種風險是內生的，不可能靠企業治理結構來加以規避。因此，為消除這種風險，不得不借助于政府干預。安然造假事件后，美國不得不趕緊出臺薩班斯法案；貝爾斯登在次貸危機中破產后，美聯儲不得不直接出面監管華爾街。到今年，更有對兩房公司實行國有化以及對AIG的巨額貸款安排。而一旦此種行政強制措施出臺，就意味著企業盈利時利潤歸股東和管理層所有，而一旦出現損失，卻要由大眾承擔。政府支持惡意企業的這種行為意味著體制和激勵方式被扭曲，資本被錯配后，市場的誠信和效率就會大為降低，企業危機的成本就會通過政府埋單轉嫁到全社會乃至全世界。薩班斯法案出臺后，引起不少美國企業退市，世界各國前往華爾街上市的企業也大為減少，就是最好的說明。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并正在繼續讓全世界為之埋單，更是殃及全球的禍水！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已明確指出，股份制最大的制度漏洞在于：它可能使一部分人獲得了支配他人或社會的資產的權利卻又可以逃避責任(參閱《馬克思全集》第25卷第496~497頁)。事實印證了馬克思的英明論斷不僅適用于與家族控股的股份公司，也完全適用于公眾股份公司。公眾公司在制度上規定股東不得干涉企業日常經營管理，也不得抽回對企業的投資，使公司在通常情況下完全處于經理層的掌控之下，企業投資人的資本徹底處于一種不安全和碰運氣的賭局之中。碰上好的經理層，公眾公司的制度確實可以運作得很好，但若碰上壞的經理人，他完全可以利用公眾公司制度來做盡壞事而不能被事前發現和事中干預，出資人只能在壞事敗露損失形成之后才有趕走這幫壞蛋的機會。這表明，公眾公司制度是一個好人可以拿來做好事的制度，但也是一個壞人可以用來做壞事的制度！在公眾公司這個賭局中，博弈機制的設計是非均衡的，天平明顯地向著經理層傾斜。這種傾斜與公眾公司制度本身就是經理革命的產物這一時代背景有關，與股票市場只能積聚全社會資本集中用于少數公眾公司的社會資本運動模式有關，與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導致的企業管理日益復雜化有關，也與金融泡沫化后經理階層中形成的高薪文化的惡性傳染有關。因此，公眾公司出事有其必然性。在經濟形勢走向低谷時公眾公司總會不斷暴丑。這是本文開頭所提問題的另一部分答案。

 

　　今天，在基礎信用缺失金融泡沫泛濫的環境中，公眾公司制度的內在矛盾已經在世界各地充分表現出來。企業內部人控制、股東權力泛化及其與之緊密關聯的政府干預強化正在相互作用，彼此加強，終于引發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危機。我認為，這最終必將導致公眾公司制度退出其在全球企業治理上的主導地位，就像家族制企業和家族控股企業曾經走過的道路一樣。企業制度必須創新，企業中的生產關系必須調整，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好惡為轉移的。

 

　　三、PE中正在形成的新一代生產關系

 

　　令人欣喜的是，在私募股權投資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對前述三種企業制度和生產關系的揚棄，正在構造出一代全新的生產關系。這是一種出資人、管理者、勞動者分層結合的生產關系。在PE運作的每一個層面上，都出現了一種將出資人、管理者和勞動者既彼此分開又合而為一的制度安排。

 

　　在機構出資人層面，像主權基金、養老基金、社保基金、大學基金之類的機構投資者的資金來自于公眾，它們受公眾的委托進行資本經營。它們經營的對象不是一般產業而是資本。它們把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工進一步向前推進，即在公眾公司制度的“兩權分離”基礎上，形成了資本經營和企業經營的“分離”，以一種嶄新的“投資者主權”，形成對PE基金管理公司強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以養老基金為例，出資人本質上是全國的勞動者，出資人代表是政府、政府部門或特設機構，為數極少的管理層由出資人或出資人代表嚴格選聘，管理者同時是機構運作中的最主要的勞動者之一。因此，面對政府或全國人民時，管理層是經營者和勞動者。但是，一旦轉過身去，當他們面對向社保基金募集資本的各個PE基金時，他們卻立刻就成為了真正的老板，成為了地地道道的出資人！由于機構投資人與PE基金管理公司是一對一的談判、一對一的合同、一對一的直接監管，且PE基金管理公司對于機構投資人有反復多次和日益擴大的資本需求，每個投資項目又都有一個較長時段的決策和運作過程，這種出資人對于PE基金資本運作情況的信息把握程度，既比上市公司的股東對于公司運作信息的把握程度好得多，更比股票基金的基民們對股票基金的運作信息把握程度好得多，因而對于股權權益的保障和索取能力也比上市公司的股東們強得多。

 

　　在PE基金層面，面對機構投資人，基金經理們當然只是管理者。由于每個PE基金的人數都非常有限而其運作的資本很大，基金經理們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勞動者。但在面對受資企業時，他們又立即轉變成理所當然的出資人。為了清楚界定基金經理們的責權利，規避其道德風險，強化其社會誠信，PE基金通常采用有限合伙企業的組織形式。與公司制股份制企業中委托代理制度的法人治理機制設計大不相同，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普通合伙與有限合伙相結合(GP＋LP)的嶄新機制設計是PE基金為提高企業效率、重建社會誠信而特別構建的核心制度安排。一方面，成立PE基金管理公司時，GP們都要拿出一定數額的實際出資來設立公司；另一方面，設立的PE基金管理公司更要能憑借經理們的投資管理能力和良好信用向多個機構投資人募集資本來構成一只只PE基金的運作資本。作為普通合伙人(GP，General　Partner)，PE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理們在其旗下的一只只PE基金中以人力資本出資(有時還得以少量資本出資)，但必須對PE基金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而對PE基金投資的機構則只以其投資額為限對PE基金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是PE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Limited　Partner)。與對于基金經理們如此強烈的約束相對應的，是機構投資人按入伙協議給予基金經理們的高比例利益分享激勵：一方面，機構投資人同意以自己出資額的2%~3%作為PE基金的年度運營費用，另一方面，還要將PE基金盈利的20%~30%分配給基金經理們。PE制度中的這種特殊的GP＋LP的激勵約束機制，將家族制、合伙制企業的用無限責任求得企業信用和運營效率的優點與公司制、股份制企業用有限責任規避投資風險從而極大擴張資本籌集能力的優點很好地結合起來，使PE基金形成了高素質強信用的人力資本與大規模社會資本的有效組合，成為機構投資人和受資企業共同信任的生產力解放軍。

 

　　在PE基金的受資企業中，生產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基金資本投入時，受資企業的股權結構將進行重組：老股東們的權益經評估作價折股，PE基金以投入資本或資本等價物折股，管理層則被要求以一定數量的現金投入折股。在企業價值培育階段，PE基金深度介入企業管理。在基金資本退出時，對于受資企業的價值增值分配，不是簡單的按資本投入比例分配，而是經由一份激勵約束功能很強的對賭協議做出安排。對于按時完成了經營目標的受資企業管理層，可以按約定比例約定價格從PE基金優惠受讓與其原已持有股權量相對應的部分股權；對于完不成目標任務的管理層，則將在工資獎金受損的同時，還得按對賭合同約定低價向PE基金轉讓其原已持有的股權。因此，在PE基金的受資企業，管理層既是管理者，也是小股東，企業上面還有長期進入企業真正嚴格監督的基金老板。在按時完成對賭協議的各項指標后，管理層就能大幅增持企業股權，如若完不成協議義務，他們則將丟掉股權和飯碗。

 

　　可以看出，PE中有一套精巧的使人力資本與貨幣資本有機結合的機制設計。機構投資人巨大的公眾資本來源與專業化資本運營能力＋PE基金GP與LP優化組合的有限合伙制度＋對受資企業管理層強有力的股權激勵與約束＋各個層面的所有者、管理者、勞動者三合一的人本文化，使PE既充分吸收了前三種企業制度的長處，又切實有效地規避其短處，從而建立起一種包含著嶄新生產關系的新的企業制度。

 

　　相對于家族制企業，PE有改變地承繼其出資人、管理者、勞動者三合一的制度特征，通過GP機制使企業管理重新變得簡單、誠信、權威、高效和便于控制。同時，通過引入LP，利用機構投資人的巨大資本及運作能力，很好地解決了家族制企業難以募集社會資本迅速做大的問題；通過開放的市場化選人用人機制，PE較好地解決了家族制企業的管理隊伍難以優化的問題；通過開放受資企業選擇范圍，只選擇那些生產力確實存在閉鎖約束的企業下工夫做階段性價值提升作業，達到目標即行退出，轉而進入另一個急需提升價值的受資企業，PE較好地規避了家族制企業持續穩定發展中的代際更替等難題。

 

　　相對于家族控股企業，PE雖然也是出資人和管理者職能二合一的，但PE的出資人職能和管理者職能在各個層面上都是對上對下分別起作用的。PE的各個層次通過這種一個層次三個角色的分工協作共同創造價值，并嚴格按照其相關協議分享利益，形成了一種和諧的人本文化和角色關系與明晰的利益分配機制，既能滿足社會化大生產需要，又有效免除了企業中因勞資利益沖突帶來的尖銳對立。 相對于公眾公司制度，PE投資企業中有著極其強大的股東監管與約束，股東權力泛化問題因而得到根治。資本來源由只負有限責任的LP及時提供，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和誠信由要負無限責任的GP機制約束，資本增值能力由GP與LP之間的非對稱分配機制和PE基金與受資企業的對賭協議雙重激勵保障。受資企業管理層的身份轉化有約在先，基金投資分步到達，利益刺激逐步強化，PE基金出資人代表因負有無限責任而大大增強了和受資企業管理層之間的信息對稱性，從而有效抑制了內部人控制，化解了委托代理風險。企業風險弱化，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就減少了，信息公開披露及其監管的成本也大大降低。而股東有限責任、企業法人財產權和公司治理結構等公眾公司制度的主要優點，PE則在受資企業中很好地承繼了。

 

　　資本的基本屬性有且只有兩個，一是其流動性，一是其增值性。在滿足溫飽和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后，人們最渴望的是自由創造和自我實現。PE的制度優勢促使社會資本的流動性和增值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并更好地滿足了各類人才自由創造自我實現的需要。正是這種對資本和人本基本屬性的同步眷顧機制，使PE具有極大的能量和引力！十分明顯，與前三種企業制度中的生產關系相比，PE中的生產關系具有更科學、更人本、更和諧的特點。更科學，體現在PE中的激勵約束機制設計更加完善和有效，資本的流動性和增值能力更強；更人本，體現在PE中機構投資人、PE基金和受資企業三個層級的運作都更加依賴人的能力與信用；更和諧，既體現在PE各個層面的利益相關性更加緊密，也體現在資源配置的主要成效可以經由社會性機構投資人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分享。這似乎還證明了，當PE中的LP主要由主權基金、社保基金等社會性機構投資人構成時，PE就將成為社會資本公有制的一種新的有效率的實現形式！

 

　　正是這些內在的制度和機制優勢，使PE具有了特殊的發展能量，在新的世紀中變得越來越牛！